“欠我们6万多块钱的工资款已经3年了，律师劝我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，并和我们一起去讨薪，真没想到，我们这么理智的讨薪方式遭遇的竟然还是闭门羹。”13日16时许，来自周口项城的20多名农民工在北环路与索凌路交叉口附近一工地，讨要工钱。

　　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容

　　杜明骏(职员)：拖欠农民工的血汗钱，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容。拖欠工钱不给，就需要我们的有关职能部门出面，需要我们的司法部门密切关注。

　　杨贵星(市民)：前天市委市政府还去工地慰问农民工，给农民工送去关怀，为农民工讨薪撑腰打气，想不到竟还有如此“顶风作案”的事情发生，实在令人气愤。这也表明，帮农民工讨薪，仅仅依靠宣传和出台措施还不行，重在措施的落实执行。对那些恶意欠薪者，执法部门应严格查处，罚他个得不偿失。

　　对欠薪者不能太温柔

　　庾向荣(法官)：农民工在律师的帮助下，采取理智的讨薪方式，却吃了闭门羹，让农民工又一次受了伤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工，我看关键还是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打击不力，让那些无良的老板有恃无恐。看来，光要求农民工理智是行不通的，理智必须建立在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平台上，否则只会让农民工更受伤。

　　杨凤霞(市民)：在各级政府年年都为农民工讨薪的大背景下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我认为，主要原因就是对欠薪者太温柔了。因此，仅要求农民工要理智讨薪还不够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要拿出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办法来。比如，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把欠薪的情况记入企业诚信档案，有了欠薪的记录后，不但以后想办事可能会吃闭门羹，还有可能被清除出市场。

　　旷志云(市民)：要求农民工通过正常的渠道讨薪是对的。可现在，“工头”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“无赖”行径，处于弱势的农民工有理也无可奈何。对这些人，仅仅靠理论上的说辞已起不到什么作用，需要劳动监察部门和执法部门对他们施以强制力；不仅仅是法院下达一纸判决书，而是要强制那些人将钱真真切切地交到农民工手中。

　　不要让法律遭遇尴尬

　　董刚(警察)：农民工工钱要不来，律师要求农民工不要采取过激行为，要走法律的途径，可是这样理智的方式还是遭遇闭门羹，这让法律遭遇尴尬。之所以走法律途径讨薪还是比较困难，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人把法律根本不当回事，认为欠工钱是他和农民工个人之间的事。如此下去，不但会降低法律的威信，也给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。

　　王纪旺(研究生)：6万多元拖欠3年，依然要让讨薪的农民工吃闭门羹，可见有些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是种什么态度。因此，有必要通过法律程序，给农民工一个公正的说法。而行政主管部门，也应主动介入讨薪事件，这样才能及时解决问题，化解社会矛盾。

　　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

　　廖伟(职员)：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，建立有效的监管、惩处等机制。司法部门也应建立讨薪绿色通道，对农民工的讨薪案快接快办，严惩恶意欠薪者，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。

　　刘兵(教师)：文明讨薪肯定是应该的，但问题在于用文明的方式讨薪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？文明3年了还要不回来钱，你让农民工怎么想。今年9月23日，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了深圳、东莞、珠海和佛山等地20家欠薪企业，这是全国范围内劳动部门首次进行此类揭露。其中，华康地空开发公司，因为拖欠30名员工2005年2月到7月的工资共50万元而进入“血汗工厂”榜。而当时这家企业作为股东之一，正在向中国保监会申请成立一家从事保险业务的公司，结果，“上榜”后，中国保监会立即暂停审批，这家企业也就主动还钱了，其他还在生产的企业也相继还钱。这就是说，帮农民工讨薪其实未必有多难，关键是法子要对路。

　　叶祝颐(教师)：对付这样的无良老板，政府部门更应该有所作为，加大执法力度，积极维护工人合法权益，可以考虑把恶意欠薪的老板列入黑名单，断掉这种人的财路。

　　侯巧凡(市民)：这种连同律师、记者及农民工代表一同前往讨薪的“强大阵容”，居然遭遇了恶意欠薪者的闭门羹，可见单凭“理智”是讨不来薪的。这件事，其实也反映了职能部门帮农民工讨薪的工作还远没有做到家。希望政府部门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，严惩恶意欠薪者并大造声势，为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开个好头。

　　让拖欠工资者付“利息”

　　成彪(编辑)：“(工钱)逃不掉至多付账，耍赖逃掉了是赚的。”这是一个包工头的“实话实说”。由此可见，欠薪问题屡治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“欠薪无成本”，如果所有的欠薪都要算利息账(按贷款利息计算)，再加上一笔不菲的罚款，拖得越久包袱越重，相信黑心工头(老板)就不敢欠薪、不敢逃跑了。

　　余清明(记者)：一些人之所以胆敢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原因之一是那拖欠的工资不必付利息，就算有一天实在拖不下去了，最多也只是将工钱结清了事，这对农民工显然不公。因此，我们帮助农民工讨工资时，不能让拖欠工资者结清“本钱”了事，农民工讨要工资所花费的路费、误工费等成本，还有被拖欠工资的利息，都应该帮助追回。